作者：蔣應紅(上海師范大學文藝學博士)

當下，人工智能技術在藝術生成領域迭代發(fā)展，日新月異。本質上，這是媒介技術對語言的圖像、視頻轉譯。當我們驚艷于這些智能模型生成的新質圖像、視頻、影像帶來的全新體驗時，卻忽視了漢語天然具備的強大“文生”功能。不言而喻，在人類的語言譜系中，各種語言本身是沒有貴賤之分的，但不同語言的表達力卻有高低之別。“字因事造，而事由物起”的造字規(guī)則，使得漢語本身具有狀物摹象、表情達意的天然優(yōu)勢。這是以英語為代表的字母文字無法望其項背的。因此，正視并彰顯這種“基因”，重審漢字言、象、意三位一體的審美屬性，提高當下漢語書寫的表現(xiàn)力和審美力就顯得尤為必要。

漢字言、象、意三位一體的審美屬性

漢字創(chuàng)始階段，言、象、意便結合在一起并形成了穩(wěn)定的表達機制。許慎《說文解字》中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断缔o》又說：“圣人立象以盡意”。兩句話結合起來，前一句是漢字的造字依據(jù)，后一句則是造字目的。正是漢字本身的狀物性和會意性使其在圖像、場景、意境的“文生”過程中具備了天然的優(yōu)越性。而這種優(yōu)越性不僅表現(xiàn)在內容方面，也表現(xiàn)在字形、結詞方式等形式方面。內容方面不難理解，字形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書法：同一個字，在不同時代、不同的書體中有不同的意趣。而結詞方式則在駢文、絕句、律詩、對聯(lián)中表現(xiàn)得相對突出。

漢字言、象、意三位一體的屬性在圖畫轉譯中表現(xiàn)卓越。我們知道，蘇軾對王維的詩、畫有一個廣為流傳的評價：“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從漢字的屬性來看，王維的詩與畫能產生“互譯”的藝術效果，不僅得益于其高超的創(chuàng)作技巧和獨特的審美意趣，而且也在于漢字本身具有立言摹象、圖象盡意的強大功能。例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一句，“月、泉、石”為象形字，“上”為指事字，“明、間”為會意字，“松、清、照、流”為形聲字，這句詩中的十個“實字”(因為“文字為記事而作”，所以“有實字，無虛字”)，每個字都依“象”而定，而“象”和線條結合在一起，便產生意味。如果按照律詩的內在要求將這十個字組合為兩句話，我們發(fā)現(xiàn)，單個字的字形、物象、意蘊的審美性非但沒有喪失，反而助力于整句詩的理解。再諸如“微風燕子斜”“天寒白屋貧”“山隨平野盡”等都莫不如此，這正是中國古典詩詞能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密鑰所在。

另外，莫高窟壁畫被公認為世界藝術瑰寶，在某種程度上也與漢字的獨特屬性有關。眾所周知，莫高窟壁畫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經變畫，所謂經變畫就是將佛經的內容轉變?yōu)閳D畫，如寶雨經變、法華經變、藥師經變等。我們不禁要問，為何源自古印度的佛經，在古印度卻鮮有莫高窟壁畫一般精妙絕倫、享譽全球的繪畫藝術?其實，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除了與中國文化強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有關外，還在于漢字天然具備的圖像轉譯功能。不爭的事實，莫高窟經變畫的“經”是由梵文翻譯成漢語的，佛經的漢譯是經“變”畫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在“變”的過程中，漢字的具象性有利于穩(wěn)固佛經中的內容“變”成圖畫的準確性和完整性?？梢?，漢譯佛典是經變畫的藍本，經變畫則是漢譯佛典的再生，二者可以互證互釋。當然，敦煌壁畫藝術的繁榮有諸多因素，但是，漢字強大的狀物表意性讓佛典以更為豐富、多元的像教藝術形式傳播開來，這一點應該不容置疑。

《肚痛帖》 張旭書圖片選自《西安碑林全集》

《嶧山刻石》 小篆圖片選自《西安碑林全集》

智能技術時代中的漢語態(tài)度

毫無疑問，漢語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且依然被使用的語種之一，始終具有強盛的表達力，同時，漢語也具有“頑固”拒絕被科學技術類型化、模式化的定力。墨磊寧教授在《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中引用過位于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科技博物館一臺中文打字機旁的一段描述：“中文文字是象形文字，包含上萬個漢字，與象形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只有幾個字符，也被稱為‘字母’。采用字母文字書寫系統(tǒng)是非常易于研發(fā)印刷技術的。”這句話看似在顯示字母文字“易于研發(fā)印刷技術”的優(yōu)勢，但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視為漢字對技術之于其類型化、模式化的本能拒絕。不可否認，印刷、計算機等技術的發(fā)展促發(fā)了漢字的批量化書寫，但與此同時也弱化了其表達力，即被統(tǒng)一的筆畫失去了側、勒、努、趯、策、掠、啄、磔的藝術張力與自由舒展的生命氣息，漢字審美性的降低伴隨著表達力的弱化。雖然這種技術化的文字依然具有交流思想和傳播信息的功能，但與書法中的各體文字相比，其表達力已遜色很多。如上世紀初，面對很多人因“漢字不適合打字機”而倡導“廢漢文而用英文”時，胡適就曾辯解道：“夫打字機為文字而造，非文字為打字機而造者也，以不能作打字機之故，而遂欲廢文字，其愚真出鑿趾適履者之上千萬倍矣。”

如果說當前出現(xiàn)的ChatGPT等智能模型是一種轉譯媒介的話，那么，漢語書寫的轉譯其實是一種直譯。與智能模型的轉譯相比，漢語書寫的直譯也是其拒絕被技術類型化、模式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漢字是一種象形文字，其字符也是義符，能指和所指并非截然分離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其信息傳達的準確性和易解性。尤其在文學作品中，由這些漢字“編碼”的人物形象、環(huán)境、場景、情節(jié)等都會生動鮮明地及時呈現(xiàn)在讀者的腦海中，雖然可能因為讀者的理解力和審美力等原因出現(xiàn)“解碼”的差別，但我們相信，不管是誰，只要長期接受過中文的學習，在閱讀“長河落日圓”“寶簾閑掛小銀鉤”“紅杏枝頭春意鬧”等詩句以及《紅樓夢》中的各種場景、人物神態(tài)時都會在腦海中出現(xiàn)大同小異的審美畫面。

王建疆教授曾提出內審美理論，所謂的內審美就是“不依靠外在對象或通過外在感官而獲得的個體的、內在深層心理的審美體驗”。雖然這種“體驗”不依賴于外在的實象，但其“審美”的進行必然觸發(fā)于內在的虛象，因為不管是內審美還是外審美，如果沒有“象”，就無法“審”。內審美之所以是中國獨特的審美方式之一，很大程度源自漢語直譯圖像、意境的功能，正是漢語直譯的圖像、意境作為虛象為內審美提供了媒介，例如我們閱讀《莊子》《觀無量壽經》中的“十六觀想”等典籍產生的內審美體驗，就根源于漢語直譯功能產生精神愉悅的審美虛象。

在漢語書寫中彰顯漢字的表達力

如前所述，漢字本身的造字原則讓漢語書寫具有了天然的“文生”優(yōu)勢，漢字的表達力正是在漢語書寫的過程中彰顯出來的。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的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說：“誦習一字，當識音形義三：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崚嶒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蔥蘢，恍逢豐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漢字之于文章書寫的幽微妙趣不言自明，因此，提升漢語書寫的著力點應該聚焦于文字的推敲。其實，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經典篇章無一不是推敲文字的結果，如賈島“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欣喜而泣，困惑于到底是“僧敲月下門”好，還是“僧推月下門”好，黃庭堅的“無一字無來處”等，這都是古代漢語書寫者在提高語言表達力和審美力方面的執(zhí)著態(tài)度和普遍共識。

推敲漢字是洗磨出華彩篇章的有效途徑，這一點在清代文學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清代樸學繁榮的直接動因是在官方主導下對漢字音、形、義的全方位盤點，編纂出諸如《說文通訓定聲》《經籍纂詁》《佩文韻府》等一系列大部頭工具書，這種對漢字的字形、詞義、音韻的系統(tǒng)性整理，讓文學創(chuàng)作有了依“據(jù)”的自覺。桐城派“古文義法”中對“雅潔”的提倡，翁方綱的“肌理說”等理論的提出都受到文字訓詁、古籍?？钡挠绊?，方苞說：“考據(jù)訓詁之事與辭章之事，未可判為二途。”清代乾嘉學派在漢字上所做的基礎工作勢必會對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張潮的《虞初新志》、錢泳的《履園叢話》等筆記小說的創(chuàng)作產生影響。毫不諱言，這些作品中一大部分在敘事抒情的藝術性方面并非上品，但在遣詞造句方面卻堪稱一流，正如毛際可為王晫的《今世說》的序言中說：“昔典五一代清言流弊，而本朝綜合名實，不尚虛無。集中單詞只簡，清英淵雅。”正是這種對文字的極端考究，清代文學才能在嚴酷的文字獄背景中展現(xiàn)出灼灼其華的樣貌。

當代作家中，汪曾祺被譽為“文章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對語言的極度重視，他的文學觀也將語言之于創(chuàng)作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語言不僅是形式，也是內容。語言和內容(思想)是同時存在，不可剝離的。語言不只是載體，也是本體。”“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同聲相合，作家葉舟將漢語書寫總結為詞根的書寫，他以“短制”的形式展示了詞根書寫的魅力，認為“短制歸于詞根，是對詞根神示的創(chuàng)化、挖潛與呈現(xiàn)。”“短制是對漢語詞根的回復與觸及。敞亮、無蔽，對元素的重新界定和命名。其意義天成，脫口而出。”從這種文學觀的詩意表達中不難看出，葉舟所倡導的詞根書寫，其實也是對漢字書寫優(yōu)勢的高度推崇和自覺實踐。

“春花正夾岸，何必問桃源。”面對來勢洶洶的“文生”智能模型，我們沒必要驚慌失措，也無須妄自菲薄，就像源于《易》二進制原理的計算機至今無法代替《易》一樣，再先進的“文生”智能模型也無法取代漢語書寫的優(yōu)越性。“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漢字不僅是漢語創(chuàng)作的載體，也是漢語創(chuàng)作的根本。因此，在當下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繁榮新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普遍訴求中，文學創(chuàng)作者應該充分發(fā)揮漢語的優(yōu)質功能，以“寫好中國字”為目標，自覺擔負起傳承漢字文化的責任，讓漢語書寫以全新的面貌承擔起展現(xiàn)中國當代文學審美氣韻和精神光輝的職責。

《佩文韻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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