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chuàng)新的寶藏。

《中國報道》緊扣“中華文明溯源”主線，從2019年起陸續(xù)推出系列專題報道，努力從媒體視角解讀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fā)展的基本圖景和內在機制，以及各區(qū)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主題。2022年7月刊封面專題聚焦中原文明，闡釋中華文明如何從“多元”向“一體”匯聚、中華文明的核心是如何形成的。

△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二里頭遺址極有可能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2300年前，屈原到刻有“天地﹑山川﹑神靈”壁畫的楚國先王之廟、公卿祠堂憑吊懷古后，叩問宇宙天地、神話傳說、歷史真相。

“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面對這個哲學“終極三問”，今天的我們，借助文物遺跡的吉光片羽和科學手段，與屈原相比，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fā)展有了更多的認識維度。

追尋文明起源，是人類共有的主動意識。“我們的文明究竟有多么久遠的歷史，怎么樣一步步走過來的？走到今天，有哪些歷史的經(jīng)驗可以借鑒，今后會向何處去？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向《中國報道》記者闡釋為什么人們喜歡“尋根”，“當解決溫飽之后，人們總會有一些新的精神需求，對祖先、文化、生活習俗等是怎么傳承、演變到現(xiàn)在的產生本能的興趣”。

在上世紀20年代，在西方歷史研究的思想沖擊之下，“古史辨派”的學者研究認為“五帝夏商周”都不可信，動搖了人們“五千年文明”的精神信仰。根據(jù)西方的“標準”，中華文明只有約3500年。而新世紀以來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一系列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和多學科綜合研究，證實了“五千年中華文明”為事實。

“中國”從哪里來？中華民族的“源”與“根”在哪里？考古學幾乎重塑了一個過去未知的中國，我們也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遠古的歷史和祖先。當我們清楚“我從哪里來”的時候，便更能愈發(fā)清楚“我要到哪里去”。

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多項考古探源工程，實證了我國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滿天星斗”說，他認為新石器時代的中華大地存在著發(fā)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如同天上群星璀璨?？脊艑W家嚴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論，論證中華文明起源“有核心又多元”。

“實際上，在大約8000年前，中華大地各區(qū)域之間就有了橫向之間的聯(lián)系。”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五期首席專家，王巍認為中華文明形成是多元一體的歷史過程，他以玉向《中國報道》記者舉例說，內蒙古赤峰興隆洼遺址出土過8000年前的玉玦、玉斧、玉錛和玉佩等，那時候就有以玉為美的觀念，而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遺址，也出土了與興隆洼遺址形制相同的玉玦飾、玉吊墜等，“這就表明，雖然有很遠的距離，但它們之間一定有直接的或者間接的文化聯(lián)系”。

△陜西半坡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人面魚紋彩陶盆。攝影/滕言妍

王巍表示，考古發(fā)現(xiàn)證實，在距今5800年前后，西遼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長江中游等區(qū)域，都出現(xiàn)了社會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跡象。距今5500年起，中華大地各地區(qū)陸續(xù)進入?yún)^(qū)域文明階段，呈現(xiàn)出多元文明百花齊放的局面，最終在相互交流借鑒中，大約距今4300年前后，逐漸形成了以中原地區(qū)為核心的一體化格局，并綿延數(shù)千年不曾中斷。

有學者把這一過程稱作是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在距今5500年左右，隨著各區(qū)域文明化進程加速，出現(xiàn)很多共性的東西，比如龍的觀念，最早在黃河中游出現(xiàn)，用蚌殼堆的龍和虎，這時候在紅山文化遺址和長江下游文化遺址開始出現(xiàn)玉龍。很多方面共性的因素在增加，形成了‘中華文化圈’。”王巍說。

5500年前，黃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向周圍廣泛地擴散，長江上中下游、黃河上中下游、遼河流域，開始前所未有地出現(xiàn)，這表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響和輻射。“在我們心目當中，它應當是與黃帝、炎帝集團興起和勢力擴散緊密相連的。”王巍認為，大約在4300年前，長江中下游的文明相對開始衰落，中原地區(qū)持續(xù)崛起，“比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可以看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因素匯聚，黃河下游的陶禮器、棺槨的制作，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這種特色特別突出。”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爵。攝影/滕言妍

下一個階段，到了夏王朝時期，中原仍然繼續(xù)吸收周圍區(qū)域先進因素。在夏朝的中后期，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距今3800年—3500年）為代表，形成了一整套的禮儀制度，二里頭的玉禮器、青銅容器的制作生產工藝等向周圍強烈輻射。“二里頭的玉璋、牙璋分布范圍包括東南沿海、西北地區(qū)、東北地區(qū)，甚至通過三星堆影響到越南北部。又一次，中原文明向周圍輻射，輻射的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而是禮器和禮儀制度。這是中原王朝引領文明進程的重要表現(xiàn)。”王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

“傳說”與“信史”

西方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只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主要基于殷墟的發(fā)現(xiàn)，認為那才是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但那些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如何發(fā)現(xiàn)？“這只能依靠考古。”王巍表示，夏及之前時代的研究，考古是主要來源。

△相傳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有出虹自北飲于河”刻辭卜骨。攝影/滕言妍

“大禹治水”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倪h古傳說，關于大禹的記載是信史還是杜撰？雖然先秦典籍和西周朝青銅器銘文上均有關于大禹的記載，但并沒有直接證據(jù)能夠證明大禹治水的真實性，從而禹建立夏朝就更無法證實。“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把先秦文獻記載的和《史記·夏本紀》記載的關于大禹的事跡，歸納為5個方面：一是治水，二是會諸侯于涂山，三是定都陽城，四是劃分九州，五是征三苗。

2006年開始，考古專家對安徽蚌埠禹會村“禹墟”進行考古發(fā)掘，最終發(fā)現(xiàn)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臺基，是一處經(jīng)過人工實施的具有專一性功能的大型盟會場所，符合禹會諸侯的要求；長達50米并一字排開的35個柱坑，學者認為是與會諸侯插旗桿的坑洞；同時，科學探測遺址文化層年代在距今4140年上下。“大禹治水‘劈山導淮’‘禹會諸侯于涂山’，從神話傳說中走了出來。”李伯謙說，“禹會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這個記載應是可信的。

關于夏朝是不是存在，《尚書》《古本竹書紀年》《史記》等記載“太過虛無縹緲”，雖然有線索可尋，但夏的傳說還是要依靠考古證實。

“應該說，二里頭遺址的發(fā)現(xiàn)，可以證明和確認‘夏’是可信的。”王巍告訴《中國報道》記者，“從二里頭遺址來看，形成了擇中建都、擇中立宮、中軸線理念，有了對龍的崇拜，有青銅禮器和玉禮器等一整套禮儀制度，對周圍廣大地區(qū)產生了強烈輻射，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王朝氣象’。”

有的時候，歷史在不經(jīng)意間留下的隱約線索，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甚至會震驚我們。

出土于1976年陜西省臨潼縣的西周利簋，器內底鑄銘文4行33字，記載了“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周武王率軍擊潰商軍之后，身為右史的利得到周武王賞賜給他的青銅，并鑄造了一件銅簋，作為永世的紀念。利簋銘文中所記載的這一戰(zhàn)爭在甲子日晨，并逢歲星當空，印證了《尚書·牧誓》中所記載的“時甲子日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證實了這些文獻史料較高程度的可靠性。

△西周利簋銘文記載了“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與《尚書·牧誓》中的記載相互印證。攝影/滕言妍

當然，并不是所有傳說都能在典籍和考古中找到蛛絲馬跡，考古也不是單純?yōu)榱擞∽C典籍記錄和傳說。良渚就是一個打破我們傳統(tǒng)認知的存在。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確定了4個最重要的區(qū)域性中心性遺址：浙江良渚遺址、陜西石峁遺址、山西陶寺遺址和河南二里頭遺址。而良渚遺址為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據(jù)。

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古城遺址，規(guī)模宏大、遺存類型復雜、內涵豐富，其遺產的整體價值由城址、外圍水利系統(tǒng)、分等級墓地和以良渚玉器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遺存要素共同承載。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良渚古城遺址代表了中國5000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然而在傳世史籍里，“良渚古國”并沒有留下只言片語，經(jīng)過80多年的考古發(fā)掘，它的面貌才逐漸顯露。

哪里是“最早的中國”？

傳統(tǒng)觀念里，夏朝是中國第一個中央王朝，就是“最早的中國”。但隨著近代考古發(fā)掘工作的推進，尤其是良渚遺址、陶寺遺址、石峁遺址、河洛古國等被發(fā)現(xiàn)，越來越多的“地書”更新著傳世典籍給我們的認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第二任隊長許宏提出作為廣域王權國家的“最早的中國”。他認為，二里頭文明應該開啟了王朝時代，應該是“最早的中國”。他在《最早的中國》一書中，敘述了這個“最早的中國”的形成過程，即在龍山文化時期，廣袤的中原成了“逐鹿”的戰(zhàn)場，并最終催生出了二里頭所代表的王權國家。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觀象臺俯瞰圖。

而認為陶寺是“最早的中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陶寺考古隊隊長何駑，則是基于“中國”最初的含義是“在由圭表測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國”。他認為，陶寺中期墓葬中出土的測量日影的圭尺就代表著“地中”。依據(jù)測年數(shù)據(jù)，可以說至少4000多年前人們意識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晉南一帶。

山西臨汾陶寺遺址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是中國史前“都城要素最完備”城址，在文獻中稱為“堯都平陽”。陶寺發(fā)現(xiàn)了迄今世界最早的觀象臺遺址，出土了龍盤、“文”字扁壺、鼉鼓、石磬、玉獸面以及中國最早的“銅器群”等“重器”。很多人相信，陶寺正是傳說中堯、舜的都城。

不過，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趙輝認為，“國家”最早不在中原，而在良渚，“大量考古發(fā)現(xiàn)顯示，良渚作為一個國家已經(jīng)具備了可以討論其形態(tài)的成熟條件”。

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在5000多年前中華文明“滿天星斗”時期，日后引領“王朝氣象”的中原地區(qū)卻顯得沉寂。有研究者把這稱為“中原地區(qū)文明洼地現(xiàn)象”。

但2020年發(fā)布考古成果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或許改變了這個“洼地現(xiàn)象”。這處被命名為“河洛古國”的距今約5300年的遺址，發(fā)現(xiàn)有仰韶文化中晚階段三重大型環(huán)壕、封閉式排狀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處夯土祭祀臺遺跡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時期豐富的文化遺物。

李伯謙認為，這是“黃帝時代都城遺址”。“黃帝時代是一個時期，黃帝不是指一個人，是一個部落。不排除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時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國的醞釀階段。”李伯謙說。這一觀點，與距今約4300年至3800年的史前巨型遺址石峁古城“是黃帝部族所居之城”說法看似“南轅北轍”，卻又有某種合理內在聯(lián)系。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拍攝的用陶罐模擬的北斗九星天文遺跡。

也有專家將“中國”的開端向更遠處追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yè)提出，仰韶文化東莊—廟底溝類型的強力擴張形成了廟底溝時代，這標志著“早期中國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國”的形成，廟底溝時代的文化共同體奠定了以后中國的地理和文化上的基礎。

“實際上，我個人對糾結哪里是‘最早的中國’不是太認可。”王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重要的是5500年前開始形成的早期“中華文化圈”，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就是后來中國的雛形，而不是“最早的那一點”到底在哪里。“正因為早期中華文化圈的形成，相互交融、促進，中原文明不斷吸收、匯聚，形成了后來的‘王朝氣象’。”

此前接受《中國報道》記者采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寧遠在評論“良渚是最早的中國”時表示，5000年前中國有很多像良渚這樣的區(qū)域國家，“一般人的理解都是點式的，而且有一個錯覺，把考古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當成真實歷史上最早的。實際上，我們覺得那時候百花齊放”。

“逐鹿中原”與國家概念

從距今4300年開始，考古發(fā)現(xiàn)中的中原文明開始“異軍突起”。而此時，曾經(jīng)璀璨奪目的良渚文明進入尾聲。

中原文明的崛起，王巍認為是綜合因素。他向《中國報道》記者解釋說，對內，中原文明對其他區(qū)域文化兼容并蓄；對外來文化，也同樣取長補短、不斷發(fā)展。同時，還有氣候和地理因素，“黃河中游有多樣的地形條件，可以多品種種植，粟、黍、稻、麥、豆五谷的種植，使得農業(yè)能夠持續(xù)發(fā)展。4000多年前有一次比較普遍的洪水，在良渚遺址上層洪水層非常普遍，禾本科花粉顯著減少，許多稻田重新淪為濕地，農業(yè)遭受毀滅性打擊，支撐不了那么龐大的社會存在”。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復制品。

距今3800年前后，陶寺文化、石峁集團等紛紛衰落。被普遍認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的二里頭文化崛起，在河洛交匯之地建立二里頭大型都邑，中國第一個王朝誕生了。此后，這形成了一個延續(xù)數(shù)千年的獨特景觀——中原地區(qū)被視為“天下之中”，要取得“天下”，無論是誰，都要“逐鹿中原”；如果沒有占據(jù)中原的政權，似乎就是法理上的“不合法”政權。

至于為何要“逐鹿中原”，許宏總結可能的原因包括中原的環(huán)境受限制、資源集中、人口密度大，也是物流、情報、信息網(wǎng)絡的中心，同時還有賴于中原文化政治、經(jīng)驗的成熟。早期國家的向外擴張有著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圖，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條件在廣大區(qū)域建立政治關系網(wǎng)以外，還在于獲取各地的自然資源。

△四川三星堆遺址8號“祭祀坑”拍攝的銅神壇局部。

西周初年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有“宅茲中國”字樣，是目前所見文物中最早提及“中國”的文字資料。這里的“中國”，指的是伊洛匯聚的洛陽盆地，是周人地理和政治觀念中的“天下”的中心地區(qū)。

“‘宅茲中國’雖然是西周的銘文，體現(xiàn)出周人的天下觀，但這個觀念肯定在西周之前就已經(jīng)形成了，所以才有的這個詞。”王巍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堯、舜時期勢力范圍都相對較小，但那時候可能已經(jīng)有一個朦朧的天下觀，包括后來的‘禹貢九州’，應該是天下觀的雛形。到了夏代后期，其輻射影響的范圍，最起碼直接控制的范圍就有河南全境、山西南部，相當廣闊。我們認為這時候已經(jīng)形成了初步的天下觀。經(jīng)過商朝，到西周時期，天下觀基本上穩(wěn)固了；再到秦統(tǒng)一中國，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是不斷變化的過程。

“人們常形容整個中國版圖是一把坐西北朝東南的大座椅，座椅內山地高原和平原丘陵區(qū)的交界處，又形成了中原腹地這把小座椅……這樣的生態(tài)環(huán)節(jié)邊緣地帶，也正是文化板塊的碰撞交匯處。高度發(fā)達的文明，往往就是這種碰撞交匯的結晶。最早的‘中國’也就誕生在這里。”許宏說。

△河南安陽殷墟王陵遺址。攝影/徐豪

我們再看關于哪里是“最早的中國”爭論，如果不從學理上細究，以當代民族國家概念下普通人的理解，或許“中國”先是有一個文化共同區(qū)域，在這個概念匯聚的基礎上從地域上形成早期的“中國”，然后演變出文化心理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蘇秉琦先生指出，“中國”概念形成過程，還是中華民族多支祖先不斷組合與重組的過程；從共識的“中國”（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各大文化區(qū)系間的交流和彼此認同）到理想的中國（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組），到現(xiàn)實的中國——秦漢帝國，也相應經(jīng)歷了“三部曲”的發(fā)展。

亙古亙今，綿延不絕

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這樣寫道：“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

在外敵入侵的戰(zhàn)爭年代，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激勵著我們保家衛(wèi)國、自強不息。

王寧遠向《中國報道》記者講述了“四大文明古國”之說背后的故事。“甲午戰(zhàn)爭以后，中國人一點民族自信心都沒有了。1900年，梁啟超寫下《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一詩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國’之說，把中國放到世界的視角去看，激勵中國人重振自信，為民族謀取復興。”

△浙江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璧。攝影/劉嶸

“我們的先祖1.5萬年前便發(fā)明了制陶術，1萬年前就栽培出世界上最早的稻、粟、黍，9000多年前就掌握了制玉技術，8000多年前就制作出骨笛，7000 多年前就發(fā)明了輪軸技術，6000多年前就制作出絲綢……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讓我們心生自豪，給我們精神上的鼓舞激勵。”王巍說。

王巍進一步向《中國報道》記者表示，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世界上幾大農作物中的粟、黍、稻、大豆都是中國原產。中國祖先馴化栽培的水稻，養(yǎng)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農耕技術與絲織品生產技術，向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傳播，又從歐亞草原傳播至西亞和歐洲。夏商周文明的青銅容器鑄造技術向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傳播，催生了東北亞地區(qū)的青銅時代。

“中華文明是唯一延綿至今未曾中斷的原生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占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中華文明的發(fā)展過程、豐富內涵和燦爛成就，可以為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動力，為民族復興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王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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