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俊之（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晉代書札輯錄與校注”負(fù)責(zé)人、西南科技大學(xué)教授）
晉代堪稱法帖之淵藪，在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一千多年來從未動搖。唐太宗尊王羲之為“書圣”，米芾名齋為“寶晉”，乾隆帝以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為“三希”，即可見一斑。其中多是往來書札，周一良先生稱之為“法帖之書札”，以影響最大的《宋拓淳化閣帖》（以下簡稱《閣帖》）為代表；雖然以墨跡形式流傳至今的只是極少數(shù)，但部分書札內(nèi)容在亡佚之前被記錄了下來，我們稱之為“錄文之書札”，以首開釋文之先河的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以下簡稱《要錄》）為代表。
就原始形態(tài)而言，晉代書札十之八九為草書。問題也由此產(chǎn)生：若作為法帖來臨習(xí)，須以正確釋讀為基礎(chǔ)，而草書因赴速急就而興，隨手信筆，約略潦草，縱任奔逸，以致字多形近，常有異釋、誤釋。被譽為“法帖之祖”的陸機《平復(fù)帖》，共9行84字，古今中外二十一家釋文，對其中35字持有不同意見，五種以上異釋者達6字之多，如第六行第七字，啟功先生釋作“美”，其他學(xué)者或釋作“恙”“善”“英”“蓋”等。而且，目前釋讀沒有異議的字，還有可能是誤釋。若作為書札來研究，還需正確解義。然而正如錢鐘書先生所云：“按六朝法帖，有煞費解處。此等太半為今日所謂‘便條’‘字條’，當(dāng)時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讀之，卻?？嗨级形赐?。”范祥雍先生總結(jié)其原因為：刻寫流傳訛奪、被剪割拼湊、用當(dāng)時習(xí)語、受書人及當(dāng)時事跡不明。其實，語不可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釋文錯誤。《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錄王羲之帖云：“近遣傳散，有書，想旦夕還。近健步還，得二十八日書，吳興又道此月一日，不知何以情恕修嘆，乃復(fù)以示法謝。”“傳散”乃“傳教”（掌傳教令的郡吏）之誤、“道”乃“送”之誤、“修嘆”乃“修齡”（王胡之字）之誤、“法謝”乃“諸謝”（謝安、謝萬等）之誤。誤釋如此，自然義不可解了。
因此，研究晉代書札，須自釋文始，糾正誤釋、考定異釋，盡可能還原其真實面貌。自宋黃伯思《法帖刊誤》至清王澍《淳化秘閣法帖考正》，都曾涉及釋文問題，但基本上把字形作為唯一根據(jù)，常常莫衷一是。我們認(rèn)為，在充分尊重字形的基礎(chǔ)上，綜合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全面考察，釋文才有更高的可信度。
字形為本
字形是根本。因為是手書，所以字形是動態(tài)的，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同一人重復(fù)書寫同一個字，形態(tài)都有不同，但所謂草有草法，萬變不離其宗。姜夔《續(xù)書譜·草書》云：“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躃踴，一切變態(tài)，非茍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yīng)，如此起者，當(dāng)如此應(yīng)，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dāng)’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shù)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逾矩矣。”其二，不同的人，尤其是不同時代的人書寫同一個字，因為帶有個人習(xí)慣和時代特點，形態(tài)差別較大，正如黃伯思云：“雖當(dāng)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因此，在識讀字形時，需把握差異，抓住字魂。
要確定“錄文之書札”中的誤釋，前提是字形相似?！兑洝份d羲之帖云：“十一月十三日告期等：得所高余姚并吳興二十八日二疏，知并平安，慰。”大意是得到余姚縣令和吳興太守的兩封信，知道都平安，深感安慰。唯“所高”不可解，疑有誤。與“高”草書形近的有“齊”“馬”“寫”等，此必為“寫”之誤釋。羲之所得二信并非原件，而是期（王延期，人名，羲之帖屢見）抄寫的。為了保存原件或?qū)⑿畔髦炼嗳?，抄送信件是常有之事，羲之亦曾將殷浩回信抄與他人，其帖有云：“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
語言介入
《顏氏家訓(xùn)·勉學(xué)》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其中透露出兩點信息：一是早在南北朝時人們已不懂晉人書札語言；二是“妄言”者已從文字角度去解決語言問題。如果說前輩學(xué)者試圖通過釋文去弄懂語言，我們則要通過語言去重新審視釋文：充分吸收漢語史的研究成果，用語言學(xué)的方法去研究釋文。
2013年初，日本發(fā)現(xiàn)王羲之《大報帖》唐摹本，國內(nèi)外學(xué)者釋文為：“便大報，期轉(zhuǎn)呈也。知不快，當(dāng)由情感如佳。吾日弊，為爾解日耳。”有人將“期轉(zhuǎn)呈也”解釋為“希望你代我向官長轉(zhuǎn)達此意”。我們釋“呈”為“差”，已為書法界廣泛接受，其說服力正是來自語言證據(jù)：“轉(zhuǎn)差”意為病情向好（《方言》卷三“差，愈也”），為中古常語，羲之帖即八見，如“參軍轉(zhuǎn)差”“萬石轉(zhuǎn)差”；根據(jù)“轉(zhuǎn)差”前必稱人之語例，斷定“期”為人名，即王延期；書信語言的組織次序為“先標(biāo)寒暑，次贊彼人，后自謙身，略為書況”（法藏敦煌文獻P.3502V張敖《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期轉(zhuǎn)差”正屬“次贊彼人”。
《閣帖》卷八載王羲之一帖，各家釋作“仆時行以十一日而不保，如比日便成委頓”。殊不知“保”當(dāng)釋為“除”，二字草書形近難辨。“除”謂病愈（《方言》卷三“南楚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除”），與“時行”（指流行性疾病，亦稱“天行”“天行時氣”）正相呼應(yīng)。
《閣帖》等叢帖載王獻之一帖，歷代釋文均作“慶等已至也？鵝差不？甚懸心。宜道尋去，奴定西，諸分張少言”。末句令人費解：諸人分離，正當(dāng)殷殷話別，何以反而少言？其實，“少言”乃“可言”之誤釋。就字形而言，草書“可”下部與“少”無異，帖中“可”的橫劃乃系于上“張”字之末，正如唐張懷瓘《書斷》言今草“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從語言上看，“可言”用肯定的形式表達否定的意義，猶如“豈可言”“不可言”，因情感強烈而難以言說。此為晉人書札常語，如“此慰可言”“慶之可言”“慶慰可言”（王羲之）“分張諸懷可言”“憂馳可言”“此慨可言”“燋悚可言”（王獻之）“眾恨可言”（釋慧遠）等。“知”亦有此用法，如陶淵明《乞食》詩“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庾信《傷往》詩“從今一別后，知作幾年悲”，這是中古漢語的一個特點。
詞匯而外，語法也有助于釋文?！洞笥^帖》《寶晉齋法帖》等載王獻之一帖，諸家釋作“諸懷兒不可言，且不復(fù)得卿送，有諸嘆”，“諸懷不可言”句意甚通，何以多一“兒”字？下句有“且”字，知帖“兒”當(dāng)釋作“既”，因為“既……且……”乃固定搭配，如《詩·大雅·烝民》“既明且哲”，《后漢書·呂布傳》“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王羲之帖有“諸懷既不可言，且今多慘戚”，亦其證。反觀字形，“既”“兒”草書高度相似，《草訣百韻歌》云：“欲識高齊馬，須知兕既兒。”
考諸史實
姜夔云：“帖雖小技，上下千載，關(guān)涉史傳為多。”帖自是一部史，其中又記錄了史，我們正可以利用史實反證釋文?！兑洝份d王羲之帖語“荀侯定住下邳，復(fù)遣軍下城”，“下城”謂攻克城池，古史常語，看似沒有問題?？肌稇蝤櫶锰肪硎?ldquo;下城”前還有一“取”字，然“取下城”反不可通，再細(xì)觀，“下”實為“卞”字。求之史實，《晉書·穆帝紀(jì)》及《荀羨傳》記載，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冬，前燕大將慕容儁攻段龕于青州，北中郎將荀羨救龕。羨軍次瑯邪，而龕已沒，故羨退還下邳。此即“荀侯定住下邳”事。取卞城事見《資治通鑒》卷一百：“荀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瑯邪……燕將慕容蘭屯汴城，羨擊斬之。”胡三省注云：“‘汴’當(dāng)作‘卞’，魯國卞縣城也。”故“下城”當(dāng)為“取卞城”無疑。
《墨池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全晉文》等錄王羲之帖云：“小大悉以來未？惶不可懷。未復(fù)諮誨問，懸情。”今考《閣帖》《東書堂法帖》，“諮誨”當(dāng)釋作“臨海”，指羲之妻弟、臨海太守郗愔。《晉書·郗愔傳》：“時吳郡守闋，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zhuǎn)為臨海太守。”
書札互證
若單看一札，釋文常常難以遽定；若將晉人所有書札作整體考察，在其內(nèi)部尋找證據(jù)，必然事半功倍。
以法帖證法帖。同一法帖往往被不同叢帖收錄，其間的差別必須留意。《閣帖》卷二載漢張芝書（諸家考定當(dāng)屬王羲之）有“吾病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一句，“潛不可”義不可解。《大觀帖》亦載此帖，但有一點不同：所謂的“不可”二字形體相連，乃是“處”字。“潛處”謂深居簡出，正是生病不能行動的結(jié)果。反觀《閣帖》，竟將“處”字割裂，并分屬兩行，具有很大的迷惑性，難怪釋文出錯了。
以錄文證法帖。錄文的源頭是法帖，錄文與法帖的聯(lián)系本質(zhì)上是法帖之間的聯(lián)系。《閣帖》卷六載王羲之帖：“云始興奴長就，令人邑邑。”諸家釋文如此。其中“長就”義不可通?！兑洝肪硎d其另一帖云：“然始興郡奴屯結(jié)不肯出，恐成，令人邑邑。”必是羲之就同一事件寫給不同受書人的，兩相對照，便知前帖之“長就”當(dāng)釋作“屯結(jié)”。“屯結(jié)”在中古常指百姓聚眾對抗朝廷，羲之所言當(dāng)為張璉反事，據(jù)《晉書·成帝紀(jì)》，咸和三年（公元328年）九月，“前交州刺史張璉據(jù)始興反，進攻廣州，鎮(zhèn)南司馬曾勰等擊破之”。
以法帖證錄文。錄文錯誤主要是形誤，而法帖的原始書寫形態(tài)能提供最可靠的證據(jù)?！兑洝肪硎d王羲之帖云“懷祖都共事已行”，“共”當(dāng)為“督”，二字草書形似（見沈道榮《草字辨異手冊》第4頁）。《閣帖》卷八載王羲之帖有“讓都督表亦復(fù)常言耳”，“督”，宋劉次莊《法帖釋文》釋作“共”（宋陳與義《法帖音釋刊誤》云“‘都督表’誤作‘都共表’”）。又一帖云：“君大小佳不？松廬善斫也？”《戲鴻堂帖》卷十六、《郁岡齋帖》卷六載羲之一帖云“吾瘧善斷耳”，其“瘧善斷”字形正似“廬善斫”，便知《要錄》之誤，當(dāng)作“松瘧善斷也”，乃是詢問穆松（人名，羲之帖屢見）瘧疾是否已治愈的。時人以瘧為鬼怪，嚇退瘧鬼為斷瘧，《世說新語》記載，桓石虔小字鎮(zhèn)惡，甚為驍勇，曾于亂軍之中救出叔父桓沖，“河朔后以其名斷瘧”。
以錄文證錄文。依靠字形和語言,可以進行錄文互證。《要錄》卷十載王羲之帖云：“知足下安頃，耿耿。”“安頃”不可通。比較《要錄》中羲之帖語“知賢室委頓，何以使?fàn)?？甚助耿?rdquo;“知前乃爾委頓，追以怛然”“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便知“安頃”為“委頓”之形誤。“委頓”為中古常語，疲困之義。
周一良先生云：“六朝人法帖之書札中，每多當(dāng)時習(xí)語不可解處，而文字難于辨識，益增困難。”從《要錄》來看，自唐已然。由此產(chǎn)生的后果，已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誤釋導(dǎo)致語不可解，今人或強為之解；一些已有誤釋，被人們當(dāng)作范本去臨寫，豈不謬種流傳。晉代書札釋文研究，可謂任重而道遠。
《光明日報》（ 2022年07月13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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